彭总手下带过众多名将，谁最有大智慧？有的说是黄克诚，有的说是杨大人。笔者以为，其实是看起来闷不吭声的那位，张副司令。
他在西野，走了一个欲扬先抑的过程。
张宗逊作为第一拨开进陕北的晋绥主力部队的主官，在彭总卓越的指挥功力光环之下，无从施展自己的指挥才能，在战略指挥层面成了一位面目模糊、毫无特色的下级执行者。这与陈赓、杨得志、许世友、邓华等虽位处方面军层面之下，却十分善于和方面军指挥员进行思想交流或独当一面的拨尖将领相比，无疑弱了许多。
体现十分鲜明的，是宜瓦战役。
宜川、瓦子街战役是西北战场上较大的胜利，整编29军军长刘戡自毙，中将师长严明被击毙，毙伤俘敌5个旅2.9万余人。
这个规模的战役，参战部队多，战场空间大，攻、守、阻、伏手段需要组织运用，组织指挥非常复杂。如果可能的话，司令和副司令尽可能分兵把口，一个负责主体指挥，一个负责次要方面的坐镇及把关，以充分发挥各处兵力之效能，对敌造成多点牵制、拉扯敌军的有利形势。
观察此战前前后后，彭总基本上把司令员和参谋长的活儿都干了。
据《彭德怀全传》《彭德怀年谱》及其他战史记载，从攻宜打刘的战役设计，到瓦子街伏击地域的选择，从战前派野司参谋人员侦察地形，到具体战斗指挥，从前线各部兵力的调用，到到王震2纵西渡黄河的过河点选择，彭总事必躬亲，事事过问。
当时的两个副司令张宗逊（1947年9月调任，所遗1纵司令由贺炳炎接替）、赵寿山（起义将领），并没有建一策发一言，尤其是足以影响彭总决策的重要意见。张宗逊在战役中有什么动作呢？被彭总派去接王震2纵过黄河，并当面宣布详细的作战命令。
堂堂野战军的副司令，去执行这样的任务，哪怕是莱芜战役中陈士榘在南线担负佯动诱敌的任务，分量都比这个重的多。
面目模糊如此，是不是因为张宗逊实力差到不敢发一言建一策吗？倒也未必，毕竟也是这么多年大仗打过来的，基本功力还是有的。之所以甘当这样的角色，大概是他刻意如此谦抑，以免再有大的失误。
比如西府陇东战役的表现。
四、唯一亮点救了彭总
西府陇东战役的突出特点是跳跃到外线作战，数百里奔袭，打掉了胡宗南设在大后方的基地宝鸡。
最大危险是兵力不足，外线作战失去地利，又须进行攻坚作战，万一被敌军咬住，即有被敌包围之忧。因此在作战指挥上尤需谨慎细致，充分预料各种情况。
随着作战地域的扩大、作战规模的扩大，万事只靠彭总亲自统筹，恐怕有些力不从心。但西府陇东战役的指挥，并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张宗逊和赵寿山两位都没能很好地给彭总分担指挥责任。
当时2纵司令员王震在瓦子街战役中累的胃病复发大出血，被迫返回山西兴县，在晋绥军区后方医院治疗。彭总派张宗逊担任左路军总指挥，率2纵和成立不久的4纵作战。
4纵的基础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几个警备旅，严谨一点说，都是刚刚升级的游击队，严重缺乏正规化作战能力，组建之后没有经历过像样的整训和作战，战术基础比较薄弱。就连武器都是宜瓦战役胜利后，从宜川城中的国民党军武器库中刚取得的。
按理说这个纵队理应被重点关注，多指导多帮带，防止在远距离无后方高强度作战中暴露短板。短板在平时称为短板，在紧急关头能要人命，有经验的指挥员岂能虑不及此？或许彭总派张宗逊统一指挥2、4纵，而不让4纵司令员王世泰统一指挥两个纵队，正有此考虑。
我军攻克宝鸡后，胡宗南和马家军援军向西野主力围拢过来，怎么应对这样的局同呢？彭总在战役意图设计上出现一定不合理的地方。当胡宗南的主力裴昌会兵团，和青马马继援主力，一齐向西府扑过来时，彭总仍寄希望于歼灭相对较弱的马继援一个旅，从而粉碎敌之整体攻势，我军趁势在西府建立根据地，从而彻底在外线站稳脚根，扩大解放区。
想法是好的，但实现起来特别困难，主要问题就是兵力不足。西野当时只有4个纵队的兵力，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每个纵队都要当金刚钻使。
彭总把战斗力最弱的4纵放在东面阻击裴昌会兵团，自引主力到西面寻歼马继援部一个旅。从后见者的角度看，张宗逊不应在2纵替王震当纵队司令，而应在4纵坐镇，以他的本事，进攻或许不怎么行，死守还是没问题的。但彭总并未这样安排。
结果4纵连续出了两次差错。
第一次是在宝鸡东北凤翔一带阻敌时，因为兵力分散，没能挡住裴兵团，后撤时亦未通知友邻的独6旅部队，导致裴兵团长驱直入逼近宝鸡城。不仅失去了寻歼马继援部队的战机，我军还将陷入胡马两面夹击之险境。彭总只好下令放弃宝鸡，向北转入陇东。
第二次是北撤中，彭总仍令4纵在后阻击，结果4纵警3旅违抗军令，将部队撤至镇原肖金镇以东几十里外，没有当道下寨，致使青马整编82师部队乘虚直进，咬住了西野主力，致彭总第二次陷入险境，又把野司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好在张宗逊坐镇2纵，及时赶到战场，拼死顶住胡军整编36师和马军整编82师的追击，打开肖金镇的战役缺口，保障野战军主力向东撤出战场，转移至马栏老解放区。
这是张宗逊在西府陇东战役中唯一的亮点。也正是这最后保命一手，将西野主力从最后的险境中拉了出来，给西府陇东战役划上一个还算交待得过去的休止符。
从这个情节大致可以看出，彭总很可能刻意这样安排的，认为张宗逊的能力能够胜任纵队级的指挥，而对方面军之指挥似乎有些勉强，故而始终没有给他分配独当一面的任务。
五、彭总怎么看
新中国成立后，张宗逊没有留在西北当大军区司令，也没有像王胡子一样到新疆坐镇一方，完成西北剿匪后，于1952年10月上调中央，担任副总参谋长兼军校部长。
至1955年4月，出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因正牌儿部长刘伯承和代理部长叶剑英均不能坐班视事，训总的工作例由张宗逊主持。
中间经历了一些风波，比较耿直正直的张宗逊不向奸佞弄权之辈妥协，人生之路走了一段时间低谷。至1971年出任总后勤部长。1982年离休，1998年病逝，享年90岁。这时，他的老领导、军事上的良师彭总已仙去24年。
张宗逊的能力、智识在开国上将中是一流的，见过大世面，打过恶仗，他的功劳对得起党和人民授予他的上将军衔。
任何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张上将同样也有缺点。我们仍从彭张的工作关系作为视角切入。
彭总在西野、一野担任司令员的近3年时间，军事上和他地位最接近、辅助配合最多就是张宗逊。但彭总似乎一直没有真正把他当知己、当有力部属。直接的例证就是志愿军参谋长的人选。
志愿军先后有5任参谋长，解方、张文舟、李达、杨勇（副司令员兼）、王蕴瑞。
前两位都是彭总选的，就是单纯的参谋长，给彭总和副司令当助手。到李达时，因参战兵种增多，战斗样式增多，兵力也多，已偏向现代综合领导型参谋长。杨勇、王蕴瑞是停战后才当的，不论。
按理说，挑一位有经验、见过世面、且彼此相对熟悉的参谋长，是彭总的本能。就算刚到朝鲜时，指挥班子是中央配的，不用解方不行，那么后续呢？为什么不挑张宗逊而挑张文舟？
理由当然有一大堆。比如张宗逊在西北主持军事工作，剿匪和稳定大局同样重要。再比如张宗逊职级地位比较高，不适合去朝鲜给相对年轻的邓华、韩先楚当参谋长。还比如彭总并不怎么讲人不如故，用谁都是谁，等等。
但每一条理由似乎都不怎么坚实。后来西北几个军区的司令员，用的都是当年一野军级干部，并不需要多么强大的高级将领来镇守，况且即使张宗逊调离，王震也比较合适，能补位。
张宗逊虽比邓华、韩先楚资格老，但毕竟作战指挥是第一刚需，哪怕让他来兼参谋长或第一副司令呢？彭总也不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后来不还是挑了老西野参谋长张文舟过去代理了一段时间。
不选张宗逊，根本原因是两人之间并不怎么亲密。这大概和张上将相对谦抑、中立甚至略有些疏离的处世风格有关。他自甘降低身份去当2纵实际司令员，他从不主动担当独立指挥的角色，他也从未在重大战役决策中建言献策，表面看没有任何问题，但长期观察、联系起来看，不可避免会让彭总也产生一种疏离感。
风景名胜地那次扩大会议，什么叫真正支持、什么叫关系密切，黄大将是真正的范本，而张不是。史笔如铁，在各种传记和官方史料中，张上将都没有留下什么直接史料表明他对彭总有什么支持，也没有因为曾经的一野老搭档关系受到连累。可能外界也多多少少能观察得出，张上将本质上是一位闷头做事、不敢越界、鲁直中不乏一点小聪明、逆来顺受中又有点不甘心的耿正汉子。
张上将活到1998年，以90高寿善终。
最后说几句余论。
开国将帅们都是令后世仰望的存在，笔者早些年一度认为他们都是360度无死角全都是光环的英雄式人物，确实，他们的功劳当得起英雄二字。
但当我们拉近视解，在浩如烟海的官史、私史、日记、回忆录等近乎一手史料中观察，又往往能发现他们身上的诸多不足，而这些不足，从智识、人性、本能等角度观察，甚至和一些国民党军将领有一些想通之处，扩大了看，和古今中外的名将们相比，可能都能找到影子踪迹，开国这一代将帅的文化根脉并没有脱离民族和传统，甚至在文化基础、学习教育方面起点比对手还要低很多。
就是这样一群带有不少缺点的英雄人物，是怎样战胜比自己强的对手呢？
笔者试作不一定严谨的揣想，是我党我军创造的先进的卓越的制度所致，其制度精神，不依赖于个人才智，而依赖于集体才智，不依赖于一时一域工作，而依赖于全体系组织力量，用集体的力量、集团的优势，尽可能抹去个人缺陷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尽可能地让个体在创业过程中有成长的空间。
组织与个体互相成就，这是我军越战越强、力量永不枯竭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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